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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现代化事业的百年历程与经验
2021-10-25 09:17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作者:钟慧容 刘同舫 字号
2021-10-25 09:17
来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作者:钟慧容 刘同舫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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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对现代化道路的艰辛探索已走过百年历程,回顾和总结其独特的历史性经验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既遵循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又以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理路应对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体现为对世界现代化传承与超越的中国式道路;既立足于现实国情,又依据中国人民的意志进行道路的主体性选择和创造性发展,实现了现代化战略的阶段性推进。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变革和所创造的“奇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力图克服“资本逻辑”宰制,指向人的现代化逻辑的根本价值旨趣;超越了“征服自然”模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图式;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发展定式,实现了和平发展的文明之路。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入深刻变革期,中国开辟的现代化之路日益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百年发展;历史经验

  作者简介:钟慧容,法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刘同舫,法学博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追求现代化和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夙愿。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沧桑百年,是中国现代化从被动“裹挟”到主动发展的历史进程,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始终不渝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艰辛历程。现代化发轫于西方社会,西方现代化道路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及其牵引的中国社会全部领域的历史性巨变已然证明:通向现代化不止一条道路或一种模式。在世界现代化的总体脉络中审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始终坚持以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为基础来探寻道路的特殊性,始终立足于中国国情谋划中国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并审慎地推进,是中国现代化实践创造中国“奇迹”的宝贵经验。在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回顾和总结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程与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发展与实践探索,并为仍处于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后发型国家提供有益借鉴,为助推世界现代化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性与特殊性

  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是世界性的,其发展进程具有普遍规律性特质,但其发展道路具有实现方式的特殊性。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规律是事物之间的本质的、稳定的关系,是事物矛盾运动过程中反复呈现出的某种一般趋势。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性意义,能够为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提供现实的实践遵循。历史规律的实现方式是多样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会根据本国的历史背景、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以及地缘位置等条件探索本土化的现代化发展道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唯有科学认识现实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深刻把握根植于人的历史实践活动中的普遍规律性,进而找到遵循普遍规律的具体的、现实的发展道路,才能最终达致现代化发展的愿景和目标。

  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体现了内在连续性与阶段性、普遍规律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整体呈现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思想文化领域的理性化以及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共同特征。西方开创的现代化道路所形成的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等核心要素都直接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现代化“后来者”的非西方国家先后融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在道路模式、实现方式等方面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但都遵循着世界现代化发展共同的内在规律:在物质维度上,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在精神维度上,由传统文化转向现代文化;在制度维度上,由专制统治转向民主政治。

  追求工业化是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工业化的现实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主要标志。工业革命是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的过程,它既要求实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技术大革命,也要求实现生产关系的重大变革。在资本逻辑的主导作用和工业化大生产的需求驱动下,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基本趋向于走上工业化之路和进行工业革命的建设方式,与这一方式相伴而生的是资本生产出新的文明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首先在西欧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引导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进入到了崭新的工业文明时代,使得传统农业社会的逐渐解体和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成发展同时进行,从而开创了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从动态性的现代化历史看,尽管时代的发展赋予现代化不同的评判标准,但工业化的发展程度始终处于核心地位;从世界性的现代化进程看,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自我延展性的社会运行体系,工业化逐渐发展成为能够“统治”新的世界文明的力量和法则。任何国家的现代化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同一标准,即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避免会在精神维度上导致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和冲突,从而引发文化的变革。现代化并非是与传统的彻底“决裂”,而是传统的思想文化在科学和技术进步中应对现代社会变化需要所做的“调试”。传统文化“调试”的方向就是由民族性走向世界性。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文明观视域中,全球范围内的物质交换催生了文化交往的世界性,文化交往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呈现为文明成果共享和社会实践扩大的必然规律和发展趋势。文化现代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是辩证统一的过程,这要求不同文化主体发展的民族局限性和片面性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被不断消解。任何脱离世界普遍交往、无法占有世界文明成果的自我孤立和文化封闭都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现代化既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也会引发制度的革新。政治制度在与现代化的共生与互动中走向民主,这既是经济现代化的上层建筑反映,又对经济现代化的整体过程发挥着能动的保障作用,体现出世界现代化演进的必然逻辑和普遍规律。现代化进程中因工业化充分发展的“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既是“政党形成的基础”,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现代化发展促生了政党制度等现代政治制度的诞生,以民主、自由和平等要素支持的民主制度是现代政治发展与进步的内在要求。世界各国对于民主制度的持续探索深刻影响了世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与质量。广义的民主制度所体现的是人类自我解放的普遍性与人的全面发展的指向性,它是现代化发展的历史必然。这种历史必然和普遍规律必将在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衍生出多种形态和运行模式,例如,西方的现代民主制度就是其中的一种版本。制度维度的现代化要求不断增强政治制度的民主性、合法性和时代性,在保证民主成为现代政治文明核心价值的实践过程中,推动制度因素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逐渐与物质和精神因素相协调,使得现代政治制度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总体性力量。

  无论哪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蕴含了物质、精神和制度等层面的规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世界现代化道路的一元性。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主体选择性,体现了发展的多样性。国际上对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否应该接受现代化这一问题曾经有过长时间的争论,最终形成了共识性的观点,即后发型国家只有走现代化道路才是根本出路。正如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尽管现代化“存在着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但“仍然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涵”,其“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基于资本逻辑和工业力量而具有的优势和弊端愈发凸显,问题的关键是,后发型国家如何选择现代化道路,如何发挥民族国家自身的能动性?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后发型国家在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同时,如何增强独立性以应对外部现代性的冲击和挑战?历史事实已经表明,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都不能成为他国复制的模板。现代化如同哈贝马斯所言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不论是其先发地还是后发地,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并面临多种风险,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解决办法。就作为实现人类解放和发展的阶段性目标而言,现代化主要不是认识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固定方式,而是伴随现实境遇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展现创造性力量的动态过程。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对待现代化的方式不是对先发现代化道路的简单照搬或全盘否定,而是在遵从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下,将世界现代化的普世性原则与规律性机制融通至中国具体实际中,以具体的思维方式和实践理路应对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

  在物质层面,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始终遵循世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以工业化发展为核心思路。但中国既没有走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也没有照搬苏联工业化模式,而是创造性地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道路,推动中国的经济结构、阶级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并奠定了现代化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是不可能被跨越的,因为生产关系是可以逾越的,但生产力无法逾越,所以现代化建设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言:“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就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基础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在改革开放后明确提出优先完成工业现代化的任务;面对不同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而主动制定发展方案,着力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物质层面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始终以物质生产为基础,注重对不同时期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分析与现实的生产需要相结合,为中国现代化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奠定了现实基础。

  在精神层面,针对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模式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社会运行和活动方式的深层、隐性的传统文化根基,同时面对传统文化模式与现代文化之间出现的冲突,中华民族开启了中国式的文化现代化建设之路,为现代化事业得以纵深推进创造了精神条件。中国共产党人既深刻认识到以文化现代化促进整体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在文化交往中对自身的价值观念予以塑造与传播,在文化建设和交流中坚持将文化作为现代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又在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坚持站在社会形态变革的高度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对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大胆借鉴和辨证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并“为我所用”的重要性,也领悟到坚持文化自信和坚守意识形态中国立场的重大意义。中国现代化建设在批判性汲取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在制度层面,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本国与先发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不断追求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国家,为现代化的发展创造制度条件。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史,伴随着彻底的制度革命和深刻的政治变革。中国的现代化体现出制度制定的自觉性,能够将有限的资源条件集中起来用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环节,有效地解决了由于社会变迁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改革是从经济制度领域开始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各领域都发挥关键性引领作用。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始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不断实现权力运行机制的民主化、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充分实现,彰显了中国制度体系的建设与改革对于现代化道路发展的显著优势。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既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又具有道路选择的特殊性。中国现代化在“普遍规律”和“特殊道路”的统一中,既顺应了世界现代化潮流又保持了民族性特色。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实践均立足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独立自主地选择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发展路径,立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中所面临的现实性与理想性、内在性与外在性之间的矛盾运动,衍生出符合中国发展特点和时代特质的现代化理论与创造性实践,从而激发出形塑现代中国的磅礴伟力。

  二、中国国情与现代化发展的阶段性推进

  现代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整体变迁和上升运动,其本质指向现代化发展中“现实的人”的主体性觉醒与发展。现代化的进程既体现客观规律性,也体现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它所蕴含的基本尺度是人作为主体的人的能力提升与全面发展。现代化的建设与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的现代化程度根本反映了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水平。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社会结构,伴随着社会形态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而不断形成。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体选择中,无论是物质层面、精神文化层面还是制度层面的建设,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制定现代化战略的总依据。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对现实国情的不断认识和运用中持续推进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初步开启、战略奠基、重大转折和全面建设四个阶段。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初步开启阶段。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既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也是中国这一时期最基本的国情。独特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起点的特殊性。在应对世界现代化浪潮中,中华民族试图在“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现象中把握自身历史变迁的客观规律,发掘自身存在的现实条件并开始救亡图存的反复求索。中国各个阶级的有识之士先后发起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和兴办民用企业的洋务运动,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维新变法和立宪运动,以及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种种尝试,在器物、制度和文化的层面上对现代化进行了积极探索,但都未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程仍未实质性的开启。“帝国主义所允许范围内的现代化”是极其有限的和局部性的现代化,中国被裹挟至世界历史进程中,但在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并未实现工业化和相应的市场经济,这一现实背景实际上反映出在中国走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虚妄性。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深刻思考近代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命运,竭力求索中国救亡图存的具体路径,历史性地开启了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化的正确道路。党的一大纲领揭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毛泽东在1925年提出:“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把握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意识到“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变革现有的反常关系”,中华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恰中肯綮地从根本上变革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扫清了道路。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对新中国的构想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客观规律的把握,以及对现代化内涵的正确认识和合理规划。1949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诞生于民族危难之际,以科学把握中国基本国情为方法论基础,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在革命的推进中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进程和接续奋斗的历史探索。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战略奠基阶段。基于经济社会落后的农业国和工业基础薄弱的基本国情,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建设“先进的工业国”,并在一切重大措施上注重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初步形成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确立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这一时期的西方现代化仍处在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两极结构为框架的“经典现代性”时代,与此相对的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为鲜明特征的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两种现代化的较量决定着世界现代化的基本格局。工业化的发展始终是中国孜孜以求的现代化理想,然而,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同时面临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在外交、经济、军事上的敌视和封锁,中国的现代化学习、借鉴和沿用了苏联的现代化模式,试图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特殊规律。中国现代化发展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由于过多强调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而导致经济发展失衡,这促使中国共产党人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依据本国国情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并愈发意识到不能将现代化发展仅仅等同于工业化建设,由此逐步开启了有别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实践探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实际提出必须处理好“十大关系”,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按照农轻重为序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逐步确立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实施将工业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机结合的“两步走”战略。中国工业体系的“从无到有”战略构想突出了不同领域建设的层次和重点,相比于传统的工业化发展策略,形成了重大突破,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建设向前发展。但由于中国在探索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实际国情,在经济上出现急于求成和盲目求纯的倾向,政治上误判社会主要矛盾,外交上错估国际形势,导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制定的方针政策一度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违背了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经济发展滞后等消极后果。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经验和教训深刻表明,现代化建设必须从实际国情出发,必须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存在的演变态势,从而将过去社会建设中出现的矛盾和困境纳入到现代化建设整体的审视视域中,促使现代化的建设规模和推进速度应当与国情国力相适应。

  自改革开放到党的十八大召开,中国现代化进入了重大转折的新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人依据生产力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现实国情,相继提出并逐步践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小康社会、“三步走”等现代化发展战略,实现了现代化事业的重大转折。这一时期新科技革命兴起、后工业社会来临,新世界力量崛起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重大重组,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握时代主题的变化,对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曲折和失误进行深刻反思,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不仅丰富了现代化建设思想内涵,而且进一步使得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更加细化和深入。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发展科学把握了“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以此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依据,始终坚持从中国社会的特点出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创造性地将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根本上破除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经济体制,超越了西方市场经济和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由此,中国确立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在吸引和利用外资、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创办经济特区等创举中将一切符合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科学技术、资金、管理经验进行创造性转化,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并积极“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在发展同世界各国友好关系中,形成了有利于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时,中国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三步走”战略,确立了实现现代化建设的具体步骤,并根据新阶段新要求不断地调整、细化和纠偏,接续完成各阶段任务目标,将战略目标的确定与战略部署的调整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融为一体。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但出现了协调性不足、发展方式亟待转变等现实问题,倒逼着现代化战略适时调整,从而进一步明确了注重科学全面可持续的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国现代化发生了深刻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引导了影响深远的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了人类现代化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过几代人的战略赶超和接力奋斗,在扬弃现代文明成果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经验的同时,逐步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现代化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基于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并未改变的实际,新阶段的现代化战略从总体上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远景目标,从基本实现现代化向全面实现现代化推进。伴随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的时代特征发生深刻变革,世界现代化面临世界性与民族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作为新兴崛起的现代化大国,中国全面审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科技革命浪潮兴起的世界大势,立足于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节点,主动回应并谋求现代化持续发展的价值诉求。这一阶段的现代化发展已然完成了由前现代的农业文明整体性地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转型,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共时态叠加中完成了西方现代化强国数百年的历史任务。尽管现代化发展仍然有不充分和不平衡的问题,但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化已经摆脱了对西方的“学徒状态”,深刻形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独特样态,其发展理念和战略的吸引力、影响力日益增强,愈发成为后发展国家借鉴和参考的样本。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以实现全人类共同利益为现代化发展的长远目标,赋予了现代化以更具普遍性意义的深刻内涵。中国现代化方案精准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在应对全球性危机和挑战中开始向外辐射,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单一路径,开显出新的发展形态。但这种向外辐射的意图并非是将中国的现代化方案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而是旨在使比现在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还要多的中国人民进入现代化序列,这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现代化百年历程呈现出发展规模的“超大性”、发展时间的“压缩性”和发展战略的“阶段性”。中国现代化始终面对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问题,其多维度的建设都统一于对具体国情的深刻把握之中。中国逐一推进的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及其战略制定的根本依据,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国情状况和阶段性特征的准确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高度契合。中国始终坚持从国情出发作出自主选择,将现代化建设视为社会各个领域在社会历史中的推陈出新,追求对现代化进程中具体的、有限的现存状态的不断超越,向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民的首创精神和集体智慧。

  三、中国现代化实践的变革与“奇迹”的创造

  中国现代化的百年历程实现了从被动“裹挟”到主动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在破解层出不穷的现实难题中不断总结经验与教训,在现代化实践的进程中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奇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与发展所取得的“奇迹”是多方面、多维度的,从现代化实践的变革性意义看,我们可以从人自身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化以及国家与国家关系的现代化的三重维度对其进行概括。

  第一,力图克服“资本逻辑”宰制,指向人的现代化逻辑的根本价值旨趣。中国的现代化开创了工业文明图景,创造了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民主制度的历史进步、社会分工的合理化和文化发展的广泛共享,其实质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具有本质差异。“世界性的现代化发展若仅仅依附于资产阶级单一的生产方式和寄生于一元的资本主义肌体之内,只会将‘现代化’沦为‘西方化’的附庸,从而自溺于当代人类文明发展的泥淖之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从未把人的发展逻辑作为根本逻辑,更没有将人的价值的维护和弘扬作为根本目的,而是以“物”的现代化为旨归,用资本逻辑支配现代化的实际运行,制定生产、生活和交往的社会规则,控制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由此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现实需要则被迫屈从资本逻辑“脚本”规定的内容而展开活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性和对抗性因素进行了解构,批判了资本逻辑的宰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物质生产劳动的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异化、人的剥削和人的价值的贬低。中国现代化实践遵循“人本逻辑”,一以贯之地以人的发展为根本目的,不断彰显了“人”的基本价值。在追求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创新等维度上赋予现代化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价值诉求,最终落脚于人的现代转型以“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始终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把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改革的目的和手段,激活了中国人民的自主创造和伟大智识,这转化为了现代化建设的无穷动能和活力。由于人的主体性在现实中呈现为多样性、差异性的存在,这就需要对人的现代化进行层次性的分析,人自身现代化实现的程度体现了现代化建设的成效。中国现代化实践纵深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实现了人的“多向度”发展:在政治生活中,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得到充分保障、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在经济生活中,经济现代化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道德性和社会分配公平性的注重,使得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促进了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人民的整体发展和平衡发展;在文化活动中,整体现代化塑造了先进的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推进了文化事业和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与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为实现更高层级的人的解放创设了条件,人民的文化教育层次、思想道德水平和现代文明素质得到显著提升,人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社会关系等日趋现代化。当人们在社会各领域的生产中发掘社会历史的现实关系对历史整体发展的规律性作用时,“人本逻辑”也就从历史演进的维度得以呈现。在现代化实践中,人的现代化发展始终贯穿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维度的现代化之中,体现了对马克思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价值旨向的遵循。

  第二,超越“征服自然”模式,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图式。现代化以“征服自然”的方式创造人类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自然资源的消耗,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愈发紧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以无限度掠夺资源和无节制破坏环境为代价的,日趋严峻的生态危机凸显出现代化发展的“自然限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倾向进一步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失衡,使得自然界千差万别的“果实”沦为资本增殖和经济社会发展下虚幻的泡影,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西方学者对现代化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美国哲学家马尔库塞对技术理性统治和技术世界中人的异化的生存境况进行批判,将这一异化状态的人斥为“单向度的人”;加拿大生态学家威廉·莱斯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核心概念——“控制自然”进行了批判,认为人类妄图“控制自然”将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法国生态学家安德烈·高兹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审视,认为生态危机并不是现代化造成的,根源在于以资本逻辑为表征的经济理性,提出了从生态政治、生态经济、生态伦理三个维度构建生态理性以应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这些反思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和现实意义,虽然他们提出的方案各有不同,但其本质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守和西方意识形态的维护。恩格斯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现实的人与自然本应是共在共生的,是彼此对象性依托、协同性进化的关系,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遭到破坏。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异化劳动不仅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异化,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向我们揭示了人类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牺牲自然界而实现自身发展的真相。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同样不可避免地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生态化与现代化“如何兼得”的世界性难题,也曾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而导致生态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逐渐意识到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环境问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和历史辩证法,扬弃了传统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观,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实践中相继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绿色发展等理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现代化建设把“美丽中国”确定为其重要目标,不断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通过不断创新和完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体制机制,形成覆盖源头、过程和结果的生态环境保护体系,以绿色发展机制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引领经济社会绿色转型。中国的现代化愈加重视通过生态文明建设来重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存,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取代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真正实现了自然生态的美丽与人类社会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间的“交相辉映”。

  第三,打破“国强必霸”的发展定式,实现了和平发展的文明之路。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内在隐匿着霸权逻辑,往往通过扩大领土的控制权、扩充政治影响、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等手段,谋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利益,以增强其综合国力、维系其霸权地位。西方现代化表达了对其自身主导的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规律的迷恋,淹没了个性和特殊条件的自由选择,潜藏着一种遗忘甚至消弭了以真实社会与人的存在为发展根基的现实威胁。按照西方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必然推导出“国强必霸”的思维判断和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惯性。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国强必霸”的发展定式不是显明历史发展趋势的真实逻辑,而是经过了特定的意识形态改造的、异于友好国家交往关系的虚假逻辑。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曾预言,在21世纪初,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国家的力量和文化的复兴,并导致非西方国家因复兴而发生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人类的多次战争也印证了“国强必霸”看似无比“正确”的历史法则。资本主义国家确实通过霸权的方式,维系了资本国际谋利的“生命线”,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展开并在一切国家和民族实体中加以实现,以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方式宰制世界现代化进程进而主导世界历史走向。但“国强必霸”的思维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西方世界认为“国强必霸”是一种规律性的存在,这是由于其将中国想象为世界的不稳定因素,从而落入了此种思维定式的窠臼。解放和发展是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主题,只有打破“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人类社会才能免于在强权的控制下失去自我批判和超越的生存能力。中国百年现代化之路,经过了艰辛探索和不断实践,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珍惜和平,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坚持和平的现实指向和发展道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综合分析了中华民族内政外交所遵循的和平规律的传统,将中国称为“和平化的世界帝国”。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延续了热爱和平的外交传统。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以和平的姿态崛起,倡导以合作取代霸权并通过沟通实现共赢,实质性地打破了西方世界仍然通行的“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虽然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具有不依附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特性,但中国对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的遵循、对全人类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的确证,符合历史不断前进的内在逻辑和深层要求。因此,全球现代化的发展依然可以借鉴中国的认识模式和方法原则,在多样差异的现实中寻求共性和统一的可能,从而获取关于人类社会整体变迁和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现代化实践深植于世界历史整体进程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始终能够正确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积极巩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为促进世界和平作出了应有贡献,并为不同民族国家实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提供了成功典范和拓展了实践空间。

  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百年历史,既是遵循现代化发展普遍规律又致力于探寻特殊道路的过程,也是在规律支配下始终依据自身国情进行主体选择和阶段推进的过程。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别于西方,但并未完全脱离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发展逻辑,它在全球化进程中仍然对资本运行中展现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趋势进行探索,并在探索中不断超越资本逻辑主导的西方现代化模式。现代化实践所创造的“奇迹”无可争议地证明了除西方现代化模式之外,必将存在其他可能的现代性形式和现代化道路。中国“另辟蹊径”的现代化之路,其本身具有时空叠加的复杂特质和依循国情的独有属性,并伴随着世界现代化进入深刻变革期,日益展现出“世界历史”意义。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国家富强,而是在完成阶段性任务的同时建构中国的现代性即中国的现代文明秩序,这一愿景正伴随中国现代化方案的不断完善,推动着世界现代化的多样性发展。探寻世界历史和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多样性,是对世界各国共同攻克现代性困境、不断实现解放和发展的共同价值原则与实践尺度的求索。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是依循时代发展而不断成长的形态;中国的现代化并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最终指向如何构建“真正共同体”的实践问题,其有待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理论回应与实践探索中不断予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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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钟慧容 刘同舫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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